小額信貸的概念源遠流長，有人甚至將其追溯到德國鄉村銀行運動或者加拿大魁北克Desjardins信用社運動，或者中國宋代王安石變法中的青苗法改革。不過，通常人們將孟加拉吉大港大學經濟學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開展的實踐與理論視為現代小額信貸運動的起源。穆罕默德·尤努斯那本記述格萊珉銀行創建、發展歷程的《窮人的銀行家》，讓他的聲譽迅速從經濟學界擴散至國際社會，他也曾數度訪華，在我國也有廣泛的影響。

小額信貸的原意，是對極端貧困的山區或者農村居民，發放小額信貸，以第三方(例如同一個村莊的親人或者朋友)的擔保為條件，兼顧項目的扶貧性質與盈利的經濟考慮。不同于扶貧救濟款，小額信貸由于給貸款人施加了還款壓力，該款項主要被用于生產上，而扶貧救濟很多時候是會完全被消費掉的。

孟加拉格萊珉銀行(GrameenBank，又稱鄉村銀行)30多年的實踐表明，在第三世界貧窮人口當中，傳統上不愿意令自己的擔保人丟臉的文化動機有效地降低了小額貸款壞賬比率，使得小額貸款活動卓然有效。

然而，近期在孟加拉與印度發生的危機表明，小額信貸也有可能遭遇滅頂之災。地方上的政治人物則將數十起自殺案件歸咎于小額貸款發放機構，并敦促借款人不要償還自己的貸款。孟加拉總理更是直接指責小額信貸是“從窮人身上吸血”。在此之前，小額信貸的還款率十分高，現在，從業者擔心違約率將急劇升高。如果事態繼續嚴重下去，不排除整個行業崩盤的可能性。

事實上，在貧困地區，被浪費掉的發展機會實在是太多了。例如，施加少量化肥或者使用改良種子或者修筑一條小水渠，就可以成倍增加農作物產量。但是困難的是，即使貧困者面對有可能大幅改善自身生活條件的發展機會，由于缺乏起碼的資源條件，這些發展機會都被錯失了。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教授從宏觀角度曾對這種因金融抑制與要素分割造成的貧困陷阱做出過杰出的分析。而從微觀角度論，小額信貸尋找到了一條有效的方法，令擁有社會資源的人(信貸發放者)將資源動員能力讓渡給機會擁有者(貧困者)，通過共享收益的方式，令信貸發放者得以克服巨大的組織與交易成本，幫助貧困者實現發展機會。事實上，貧困地區被浪費的發展機會是如此豐沛，即使征收35%的貸款利率，得到貸款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創造比之前更高的收入。

小額信貸這些年來的成功，也可能埋下了今日的隱患。以前，小額信貸具有強烈的慈善扶貧意味。在實踐了30多年后，商業資本開始進入這個領域。據報道，有觀點稱，逐利資金大量涌入導致小貸市場出現了無序競爭。例如，在印度的一個村莊，有5個向窮人提供小額貸款的小額信貸公司，以及另外兩個以上未登記的機構提供資金，而且手續非常方便，“只需要身份證和一張照片就行”。相應的，小額信貸總額急劇上升。不僅如此，經營小額信貸的銀行獲得了良好收益。印度最大的小額貸款機構SKS小額信貸，據稱有530萬借款人，去年的年收益率達19%。該機構上市之后，股票大受追捧，股東獲利豐[43.800.00%]厚。而正是經營者們獲得的豐厚盈利引發了憤怒，人們有理由追問：“這是逐利還是扶貧？”

對利潤的傳統懷疑心理，比如“從窮人身上掙這些錢，那一定是黑心錢”之類當然可以理解，而某些國家的政府官員急于借民間情緒獲得政治利益的心態則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指責小額信貸收取過高利率是容易的，而且很容易受到民眾支持。但付出的代價卻是巨大的。重要的不是利率過高還是過低，而是有沒有另外一種方式能以更低的利率幫助更多的窮人？如果沒有，那么，摧毀這個行業將會損害大多數窮人的長期利益，而不是相反。呼吁借款人停止還款，表面上看是損害少數人權益(所謂“黑心腸的銀行家們”)、造福多數人利益(“廣大的窮苦大眾”)，卻沒有尊重市場經濟中最為根本的契約制原則與產權保護原則。如果這個行業真的被終結，資本退出之后，金融抑制將再度加深，窮苦大眾將更深地被鎖入貧困陷阱之中。

這個時刻，政治家們理應盡到管理職責，與小額信貸行業共同努力，找到使之改進的制度設計之道，而不是利用危機、獲得短暫的民粹主義快感。可惜的是，在不健全的民主機制下，類似的負向反饋機制往往十分強大，社會經濟進步不得不為此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