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工信部節能與綜合利用司副司長高東升在“碳金中國策論壇”上透露，“十二五”期間將加大重點耗能企業節能減排的力度，變地方政府監管為中央直接監管。

“‘十一五’期間國家直接與1000家企業簽訂節能減排協議，到‘十二五’期間可能會調整到3000家，甚至是5000家，我們要把80%以上的企業納入到部門的管理范圍。”高東升說，與“十一五”期間國家主要通過指標約束地方政府不同，“十二五”期間國家將更多地直接約束企業。

據其表示，“十二五”期間國家將考慮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的節能減排指標，將指標分解到企業頭上去。

這意味著國家節能減排思路和方式發生重大調整。

一名業內人士認為，這種變化主要是吸取了“十一五”節能減排的經驗教訓。

“十一五”期間的節能減排主要采取行政手段，即國家將指標分解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層層分解到企業頭上。“這種手段將減排目標責任納入官員政績考核上，以此迫使地方政府積極減排。”上述人士表示。

而行政減排受經濟環境和政策影響，在后期執行中出現了不少問題。由于“十一五”期間的節能減排“前松后緊”，最近數月不少地方出現了拉閘限電的極端現象。

“同時，由于節能減排的指標分解不夠合理，部分地方政府出于減排壓力過大的考慮，提供的數據可能存在問題。”上述人士分析。

江西科學院能源研究所副所長范敏對記者表示，“十二五”節能減排工作調整思路后，將為地方政府大大松綁。“地方政府從直接的節能減排任務的第一責任承擔者，可能變身為企業節能減排的監管者，這也是政府職能的回歸。”

不過，這種轉變可能短期內實現比較困難。范敏認為，最大的障礙在于我國節能減排的市場化手段比較少，市場機制還不夠成熟。

“‘十二五’期間，國家應推進節能行業的市場化進程，比如合同能源管理。如果合同能源管理成熟的話，我們或許就不必像‘十一五’期間那樣過于依賴行政手段。”范敏說。

高東升認為，“十二五”期間政府管理的方向還應包括，將節能減排從約束企業的行動變為企業的自覺行動。

“企業作為節能減排行動的具體實施者，必須能從節能減排中獲得經濟效益才會有積極性。”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陳迎曾表示。

此外，高東升還透露，“十二五”期間國家考慮將碳排放的指標，納入到考核企業產能先進與落后的標準當中，并按照這個綜合指標來淘汰落后產能。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